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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规则2012年3月7日，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委员们的发言环节已经结束，主持人在请列席联组讨论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讲话时，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没有事先安排发言的情况下，突然站起来大声要求教育部就2012年考研英语泄题事件道歉。

到这里，我们的主题终于比较清晰了，财政权力配置有自己的人、事方面，财、人、事合起来又决定着其他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其实效，决定着它们的范围与行使，决定着它们的分工、合作与制约。[30]杨培新、魏杰、张宇、樊纲和张曙光等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分税制及其理论依据国家能力理论提出质疑。

只有从财政权力配置角度，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两个比重"的升降会成为分税制的重要尺度，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存量不动、增量调整"会成为分税制的一项基本原则，[8]但是，分税制开启的财政权力配置不仅仅是个财政资金加减乘除的算术问题，它还有自己更复杂的面向：收入、支出、转移支付、预算、决算、审计这些基本环节，机构、分工及其平衡这些主体因素，以及政府层级调整、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配套改革，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七个方面，每个方面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财政权力配置的"宪政性"。没有哪个关节点是宪政状态的终结，因为没有哪个点是稳定的，正如没有哪一步迈向目标的步伐不需要继续向前走。没有政治分工，只有限权，只能说是50%的宪政。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而言，这种防范措施必须切中中央-地方关系的治乱循环的病根命脉，分税制、各种税法（尤其是增值税法、个人所得税法）、预算法、转移支付法（待出台）等法律、法规，在整体上，需要既划定地方分权的底线，同时也划定中央集权的范围。

从这样的基本政治分工入手，探究中国的宪法实践和物理意义上的宪政运动，有助于提升"两个积极性、协商办事"等影响中央地方关系乃至整个现实政治世界运作的实际规则的"宪政性"。就自然的排列次序而言，权力的实际运行及其机制才是第一顺位的事情，就此而言，权力运行的首要问题在于政治分工，在于人事、职能的分离抑或混同，不同的分工、合作方式决定了民主制、寡头制和贵族制在整个宪政体制当中的比例或者说比重。② 本段均摘引自许育典：《文化宪法与文化国》，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自序。

其中，文化宪法（研究）即属于一个重要领域。祖国不仅是我们的生活空间，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其次，已有文化法律规范性文件之中的效力等级较低的、带有浓厚管控色彩的规章层级的较多，而相对而言需要具备的上位法则是缺失状态。首先，从自我实现作为广义文化基本权的本质出发，试着由文化基本权作为主观与客观法的意义，建构文化宪法的宪法理论基础（第一章）。

由此，在文化宪法（学）的意义和范围上，还具有包容文化行政法的部门公法学的作用和状况。进入专题： 文化权利 文化宪法 。

其中主要有：在受教育权利方面针对大学如何与学费政策、原住民部落社区大学的设置与课程、特殊教育法、家庭教育、父母监护与学校教育之间关系、不同层级政府的教育管理权限等方面的探讨。其次，从文化基本权作为文化宪法的主观法建构，借着教育、学术、艺术、宗教等文化导向的自我实现为基础，型塑广义文化基本权的宪法保障内涵，作为文化宪法的主观权利整体保障（第二章）。【基金项目】此系作者主持的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2@ZH007）前期成果。最后是面对新兴媒体、网络空间的网络监管立法存在不足。

第四，更加重视和发挥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内的地方立法在文化立法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更加直接地增强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等的传承活力和时代魅力。其次，要进一步澄清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与传播是国家义务和政府职责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见，参照台湾地区文化宪法研究的概貌，站在我国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的历史坐标下，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有：第一，文化宪法等部门宪法释义学范畴内或者如边沁所主张和奥斯汀所言的一般法理学（General Jurisprudence）[10][p.1072]范畴内的研究已经处在一个面目轮廓初显的重要时刻。在法律方法上，则实质上是以一定的宪法哲学层次上的文化哲学来发挥宪法文本背后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主旨，并以文化理念—宪法文本之间的双向互动——当然更多的是以前者来观察和测定后者——提出文化权利宪法规范及其实现的公法和私法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第三，对于台湾地区有关宪法文本的表述仅仅具有文本价值和学理意义，绝不推出本文作者主张其在法域的完全独立性以及主权上的任何正当性。加拿大政府认为，所谓文化主权是指加拿大有能力得以自行而不受干扰地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有效地保护和推动符合加拿大人民利益的文化与文化产业。

在《决定》中，至少有五处分别对于文化立法、文化法制建设、网络法制、法律环境等给予了重点强调。第三，全面概括和揭示宪法文本已经固化的丰富的不限于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丰厚的文化内涵，比如作为国家意志的历史文化观、民族文化观、文化资源观、文化价值观、文化外交观等，是夯实宪法解释的文化理论渊源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工作，也是文化宪法研究中的应有之义，尤其对于我国宪法解释学在不断发育、走向成熟的进程中，这一方面更是需要强化的。

并立足于此，加拿大政府审视和制定有关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贸易、监管等的一系列立法、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意味着在我国立法全面均衡化发展中吹响了文化立法的春天的号角。本文作者坚持和遵循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反分裂国家法》的政治和学术立场。将基本权利分析和基本国策分析结合起来，而并非仅仅在基本权利和国家义务之间建立直线的对应关联，现实性和解释力均得到强化，在宪法的一体化的解释中，愈加具有融贯性和针对性。其中宪法解释立场中对于多样性和一致性何者更为基准的标定和选择尤其重要。关于文化宪法的研究议题。

而文化产业观、文化构成观、文化发展观等的内容则是需要充盈其中的。并概括指出在宪法学界，对于基本权利作为自由权利以外的权能已经甚少见到完全否认的态度。

由此可见至今，尽管在着重本土法制构建之际，德国法学依然是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的借镜。要基于社会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和不同群体文化认知与价值观念的差异性，重视制度规范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间的互动关系，重视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之上的立法权限的层次化赋予和立法内容的差异化处理，审慎对待立法者介入文化生活的范围和程度，高度重视文化介入中立法的正当性和比例原则适用的精细化。

第二，对于台湾地区学者的学理引介并不意味着本文作者对其政治立场的同情甚至认同。[1][p.96-99]第六，尤其以文化权利宪法规范的立法转换为首要环节，就进一步在文化宪法的研究中，不能不关注宪法文本中的基本国策的规定条款，并将之在文化权利的实现与维护宪法的文化目标上的作用进行剖析。

其中，文化基本权的保护范围、侵害认定与合宪事由等的论证判断，也应该以公共的集体的文化权利为基础，而后者也同样应该先在地、坚定地葆有多元文化和创造活力的基准和源泉[1][p.102-105]——在这样的立场和论证之上，文化宪法的研究证成着文化立法的宽容、体谅的原则和基点。在原住民生活方式与文化权利、弱势族群文化的宪法保障、民间文化习俗与国家中立原则、艺术自由及其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等方面的探讨。[1][p.41]并因此，对于已存的规范加以解释与续造——由此不仅仅是对于宪法中有关文化基本权利的规定，而是每一个权利都应隐含着多元文化之下的考量。而并非仅仅就狭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的政策供给，那将是难以和客观法律秩序的形成和主观权利实现的、宪政与法治的基本指向难以吻合的。

接着，探讨多元文化国的文化资产保护，从了解文化资产保存的法规范体系出发，切入分析私有古迹保存与人民财产权保障的问题，并针对文建会提倡的小区总体营造与文化公民权运动，从多元文化国检视台湾地区目前文化建筑保存的政策（第四章）。许育典教授认为，文化宪法，初步可理解为由宪法上各文化基本权所建构而成，其主要包含了教育基本权、学术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著作或出版自由）、通讯传播自由、与艺术自由等。

关于文化宪法的研究思路。或许和这样的文化自醒相伴随，加拿大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与观念。

但是，支撑文化法制建设的宪法基点和学理基础还不够厚重和充分。身处文化中的人民，作为宪法解释的前提，多元文化（文化多样性）的承认，作为宪法解释的前见。

维护文化安全，就是保护、传承、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资源的完整性、独特性和鲜活性，自觉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比如许育典教授指出：对于瑞士宪法，必须明确在文化多元主义或者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上方可理解该文本。[1][p.129]其次，其所谓的有的放矢是针对台湾地区所谓宪法实施中的立法事项、规制措施或者司法解释（以及判例）进行评价和批评。这就体现出对于具体法律规定进行的宪法价值、原则的审查和检定的意义和作用。

国家和社会的文化治理应该是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型首先给与宽容和包容的，文化治理的底限维系和目标导引之间的关系往往成为文化的立法介入、政府规制和司法裁判所面临的、无可回避的基本矛盾。文化安全的实质是国家、民族的文化主权的安定性。

在此之上，结合尊重、平等、促进等的国家义务通过立法和具体的规制、给付等的方式和途径，文化的立法和治理，才具有着在宪法上的妥当性。再次，要辩证的认识文化发展的群众性、自发性与文化促进的引导性、自觉性，既要积极又要审慎的发挥文化行政的应有功能，最后，要充分认识立法促进、振兴现代科技业态与文化内容传播的融合化产业发展的应有功能。

例如，根据《广播法》制订了加拿大内容节目条例，要求所有电台、电视台播放60％以上的加拿大国内节目，并由广播电视和通讯委员会进行监督，实行强制管理。加拿大文艺理论家诺思若普·弗莱(Northrop Frye)对加拿大文化特征的独特性曾经给予了精当和深刻的论述。